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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周易》经纶治国论

大道家园 2023-04-21 12:04:11

《周易》经纶治国论

徐志锐


《周易》的阴阳变化理论,最终还是要服务于政治,过去曾有人称《易》学为经世之学,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按照六十四卦的模式,乾坤为天地之始,继乾坤之后的屯卦则为创世之始。《屯?象传》说: “云雷,屯。君子以经纶。”是说世界初创,社会洪荒,君子治世如治丝,要从杂乱中理出头绪来,变无序为有序。所以, “经纶”二字,就是指对国家社会要依据阴阳变化进行治理,这是作《易》的根本目的。本文将就此谈几个问题。
天道与人心相应,君位系于下民
中国自秦汉以后就成为统一的大帝国,治理大国诚为不易。如何使之井井有条,不仅需要有—套典章制度,更需要有一个根本性的治国方略。《周易》的阴阳变化学说,从哲学的高度为国家政权建设提供了理论性的指导。因此, 《尚书?周官》曾将其概括为“论道经邦,燮理阴阳。”即按照客观规律去经营治理国家,要不断调和理顺阴阳关系。阴阳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,大而范围天地,小而寓于一物,治理国家亦必顺应其理。所以《汉书?艺文志》称《周易》是“王教之典籍”。孔颖达在《周易正义?序》中也说: “故《易》者,所以断天地,理人伦,而明王道也。”都肯定这部书有治理天下之大法和王天下之大道,这个大法和大道又是与天地和人伦融为一体的。
《周易》作为古代哲学,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,就是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整体,认为天人相通。世界的整体性是建立在阴阳的基础上,即阴阳变化支配着万物的运动变化,贯穿于天地人而无所不在。因此天人合一,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息息相关,而且天道往往决定或影响着人道。从这一思想观念出发,《周易》论述经纶治国,首先提出“效天”和“顺天”。《系辞传》说:“天生神物, 圣人则之;天地变化, 圣人效之。”
《观?彖传》又说:“观天之神道,而四时不忒。圣人以神道设教,而天下服矣。”“神道”,即阴阳变化之道。 “设教”,即设置政教,包括一切政策法令和种种教化措施,也就是经纶治国的具体方法和手段。这些东西的制定,都必须以阴阳变化规律为准绳。那末天道的阴阳变化规律又有什么特点呢?《豫?彖传》说:“天地以顺动,故日月不过,而四时不武。圣人以顺动,则刑罚轻而民服。”天道阴阳规律的变化,集中表现为日月和四时的往来,既不过越又无错差,总是顺其自然而发展,体现着一种和谐有序的永恒过程。 “效天”,就要效法天道变化之和谐有序无过差, “顺天”,就要顺应天道规律永恒发展之自然。以此来治理国家,民服而无需用严刑苛法。
《周易》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看作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过程,认为人应该尊重自然规律,这个思想是正确的。但是它不懂得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还有其特殊的规律,然而却看到了社会的矛盾要比自然界复杂得多,并不完全象日月四时那样和谐有序自然而发展。它所说的“效天”与“顺天”,实质是通过天道而反馈人道,从中受到启示理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以保持与天道相协调。我们说,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经济利益和阶级关系的根本对立。《周易》虽然不是用这个视角去认识社会,但却看到了等级制度的尊卑之序把人分为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。理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与天道相协调,就是要使对立的两个方面如何达到和谐与统一,这也就是“燮理阴阳”的根本问题。按照《易》卦的模式,乾为阳,为君,坤为阴、为民。《系辞传》又说: “天尊地卑,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陈,贵贱位矣”。认为乾坤阴阳所反映的君民等级制度是不可改变的,但是,二者的地位并不是绝对不变的。《坤?文言传》说: “坤道其顺乎,承天而时行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,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臣弑其君,子弑其父,非一朝一夕之故,其所由来者渐矣,由辨之不平辨也。” 《易》曰:坤阴所代表的下民,是要卑顺以承奉乾阳之君,然而从阴阳变化规律说,对立的两个方面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易位。因而坤阴的卑顺也有一个积小而成大,渐进而至极,最终将发生“臣弑其君,子弑其父”,下犯上,顺反逆。所以这段话于“坤道其顺乎”之下,接着就讲“积”、 “渐”、 “辨”,最后以“盖言顺”作结语。就是要告诉统治者,下民的卑顺并不是绝对的,君王的位置也不是永恒的,关键是“积善”还是“积不善”,对此要有所辨察。
从这一基点出发, 《周易》论经纶治国则把人道的阶级关系和谐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加以追求。阶级关系和谐统一则天地交而志同称作泰,社会发展就呈现出一种有序化的过程,人道与天道相应。阶级关系失和,下民被逼得挺而走险,天下就要大乱,社会就失去了稳定而否塞不通,人道与天道就不相应。在中国历史上,殷纣王无道失国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,《周易》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总结,体现在明夷卦中。明夷的六爻,以上六代表昏暗的国君,在下五个爻位的臣民尽为其所伤。结果如何呢?
上六:不明,晦。初登于天,后入于地。
《象》曰; “初登于天”, 照四国也。 “后入于地”, 失则也。
“初登于天”,指殷纣王初登王位承大统,也曾以君德照四方。 “后入于地”,指纣王后来昏庸残暴丧尽民心,终于被推翻。 “失则”二字,则为法则,也就是阴阳变化规律。总结纣王失国的教训,就因为他违背阴阳和谐经纶治国的基本规律。
殷纣王无道失国,周武王继之而立,这是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。对于这场革命,《周易》给予充分肯定。《革?彖传》说:
天地革而四时成,汤武革命,顺乎天而应乎人。革之时, 大矣哉!
由于天地四时的不断变革,从而才使万物新陈代谢生生而不穷,说明没有变革就没有自然界的永恒发展。人类社会也是这样,商汤赶走夏桀,殷纣王无道周武王取而代之,这就叫革命。没有革命社会就不能继续前进,所以这种革命既顺乎天道规律之自然,又迎合了人心之所向,是革而当革,无任何过错。于是《彖传》又说: “革而当,其悔乃亡”。并赞叹说:革卦的意义,真是伟大啊!这里边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,即天道规律究竟用什么去衡量?要用民心去衡量。一个君王的政教合不合于天道,一个王朝的存在与否,决定性的因素是民心之向背,《周易》将其概括为“顺乎天而应乎人”。这样一来,所谓人道要与天道相协调,天人相合,并不是—句空话。因此说,革卦“顺乎天而应乎人”这句话,它明确的告诉了封建统治者,民为立国之本,社会的治乱兴衰以及君位的存亡,均系于下民。这个道理,在《观》卦里就说得更加清楚了。
观,在十二消息卦里为阴长阳消之卦。阳为大,阴为小,阳为君,阴为民。阴长至四位,阳退守五位,上下对峙而互相观视。五,又为君位,四阴进逼,形势甚危。
九五:观我生,君子无咎。
《象》曰: “观我生”,观民也。
阴长至第四爻位,阳消已过半。九五以刚爻居阳位得位又得中,是有中正之德的君王。所以《彖传》说: “大观在上,顺而巽,中正以观天下”。是说九五这个大君在上位还是很可观的,他以中正之德观示于天下,使在下的臣民能巽顺而为进退。也正因为九五之大君有中正之德,才晓得观察自我的生存与否,则观民心之向背。在下的群阴不进逼,自己就能生存下去,在下群阴一进逼,自己失去生机。故言“‘观我生’,观民也。”民心之向背,决定于君道正不正。由于九五君道中正, 《彖传》称“下观而化”。下民既被其感化,当然也就消除了进逼之意,从而使九五之大君得以继续生存。
这一事实说明,天道是可畏的,民心是可惧的,天道虽高远,观于民心即可求。所以,用阴阳对立统一关系来经纶治国,从天人相合的整体和谐观念来处理阶级关系。说到底,就是要以天道之自然和谐来反馈人道,认清人心与天道相应,君位系于下民。因此中国有句名言,叫“得民心者得天下,失民心者失天下”,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,又是阴阳哲理所得出的必然。
理财正辞,民为立国之本
《周易?系辞传下》在第一章里,就提出了“贞胜”说,认为吉与凶所代表的阴阳对立面总是在互相争胜负。斗争的结果经常是一个方面居于正位而显现着,另一个方面居于偏位而隐伏着,矛盾的两个方面不可能同时都发挥支配作用,这就叫“贞胜”和“贞夫一”。在论证了这一哲理思想之后,接着就联系到国家的经纶治理而讲了一段话。它说:
天地之大德曰生。圣人之大宝曰位。何以守位曰仁。何以聚人曰财。理  财正辞,禁氏为非曰义。
从天地的自然规律说,由于阴阳争胜负而不断的互相转化,才使日月四时运行而万物生生不穷。人类社会也是如此,由于上下尊卑互相斗争的推动, “社稷无常奉,君臣无常位”,从而才促进了历史的发展。在这种不断变换的情况下,圣人认为大可宝贵的东西莫过于政权。也就是说,谁得了政权谁就居于正位而显现于人,谁丢掉政权谁就转向隐伏。如何能够守住政权而长久居正位,就在于得众望之所归。何以得众望之所归,就在于有财物以生息万民。因此, “理财正辞”,是最重要的。 “理财”,即对国家财政的管理,税收法度必须适中合理。 “正辞”,即一切政令和教化措施必须保持清明。这两项事做好了,百姓就能够安居乐业自然遵守法令,一切都安排得很适宜,就叫作义。这样社会就能安定,可以保证政权的“贞夫一”。
《系辞传》的这段文字,从阴阳争胜负的不断变化中提出了政权建设的重要性,政权建设的核心是通过经济和政治上的管理措施以争得民心,从而稳定大局以巩固现存的秩序。这就是说, “理财正辞”不可贪得无厌而失掉民心,经纶治国应该轻徭薄赋,确立以民为立国之本。在这一基本思想的指导下, 《彖》、 《象》通过解六十四卦提出了一系列对下民应采取的具体政策。首先,是关于容民畜民的问题。
《师?象传》说:
地中有水,师。君子以容民畜众。
师,下坎上坤。坎为水,坤为地,卦象是水积蓄于地中。师卦为言兴师动众去出征。就兴师动众出征说,民为兵之本,只有平时容民畜民如大地
之蓄水,战时才会兵多将广用之而不竭。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政权的主要支柱。军来自于民,有民才能有军,有军才能使政权巩固。这一事实说明,推行容民畜民的政策,对稳定封建国家政权将起着直接的作用。接着,在临卦又提出了保民的问题。
《临?象传》说:
泽上有水, 临。君子以教思无穷,容保民无疆。
临,下兑上坤。兑为泽,坤为地,卦象是泽水之上有陆地。
如果泽水在陆地之上,则必有堰堤防泛而泽水的容量也有限。泽水之上还有陆地,是自然形成的大泽,其容量无限,而且泽水与陆地互相临近无间。君子观此象而效法之,应该象泽水与陆地那样上下互相临近,教化和思念民众无尽无休,容纳和保护民众无有止境。再进一步说,阳刚尊贵是居于上位的,现在屈尊就卑而居于四个阴柔之下,这体现着上亲临于下。由于上能亲临于下,下必敬于上,上位者就大有发展前途。于是由临,一变而成泰,再变而成大壮,再变而成央,再变而成乾。所以《彖传》又说:“临,刚浸而长。”《序卦传》还说:“临者,大也。”这一卦说明,居于上位的统治者如果能屈尊就下而亲临于民,思念和保护下民,其发展前途才会远大。然后,又提出了悦民。
《兑?彖传》说:
兑,说也。刚中而柔外, 说以“利贞”,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。说以先民, 民忘其劳。说以犯难,民忘其死。说之大,民劝矣哉 !
说同悦。 “先民”,即导民前进。兑卦卦义为言喜悦。以喜悦之事去引导民众前进,虽是劳苦而民不以为劳苦。以喜悦之事去引导民众赴大难,即或有死的危险而民众死而无怨。可见喜悦作用之大,它能使人奋勉而勇敢。因为凡事必应乎人心之所向,而应乎人心所向之事则必然是与天道规律相合顺。这又进—步说明,人心一旦与天道相应,就能调动起民众的积极性。有了这种积极性,任何事情都可以办成,何需为国家政权而担心呢。
以上三卦,从容民、保民、临民,讲到取悦于民,最后又归结到“顺乎天而应乎入”。反复告诫封建统治阶级,民为立国之本,是政权的根基,根基不牢,国家政权就要动摇,这是“理财正辞”的前提。为了使封建统治者能够深刻领会,于是又举出剥卦为例以申说其理。《剥?象传》说:
山附于地,剥。上以厚下安宅。
剥,下坤上艮。坤为地,艮为山,卦象是山在地上。不言山在地上而言山附于地,是说高山经过长久的风雨浸蚀崩溃削落而依附于地面。上,指居于上位的统治者。下,指下民。居于上位的统治者看到高山崩溃依附于地面之象,则应晓得位高也可下迭。应该以较宽厚的政策对待下民,居于其上才可安然。再就全卦六爻去看,阴长至第五位,仅有一阳残存于上。《彖传》说: “剥,剥也。柔变刚也。”阳刚为君,阴柔为民。五个阴柔要把一个阳刚剥落掉,危在旦夕。这一事实说明,对下民剥削过重将危及自身,最后自己也将被剥落。深明此理则应将利禄及早下施,接着又排出了夬卦。
《夬?象传》说.
泽上于天, 夬。君子以施禄及下,居德则忌。
夬,下乾上兑。乾为天,兑为泽,卦象是泽水已涨到了天上,堤防溃决滔滔下泻而摧毁一切。君子观此象则当知利禄不可多得,满招损,谦受益,要尽快向下施予。积德则不然,多多益善。利禄向下施予看来是有所损失,其实是受益。
《益?彖传》说,
益,损上益下,民说无疆。自上下下,其道大光。
益卦是讲减损上位者之有余,以增益在下者之不足,故称“损上益下”。这样做下民都很欢喜,故称“民说无疆”。由于损有余以益不足而达到了适中均衡,赢得民心,这就给社会稳定和政权的巩固带来了光明,故称“其道大光”。由此可见,适当作些经济让步看来似乎是损失,而这种损失却是为了能够继续得到增益。也就是说,损失的是眼前局部利益,得到的却是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。只有深刻理解这一道理,才会认识节用爱民的重大意义,于是又提出了节制的问题。
《节?象传》说;
泽上有水,节。君子以制数度,议德行。
节,下兑上坎。兑为泽,坎为水,卦象是用泽去节制水。以泽节水,塞而不流则溢出,流而不塞则干涸。最得当的办法是将水节制在适中的水平线上,使泽既蓄水又流水,既不干涸又不溢出,这就叫:节制得适度。对下民的剥削也有一个节制得适度的问题,要想节制得适度,就必须“制数度”。数,即十、百、千、万……。度,即分、寸、尺、丈、引。有了这些计量单位,才能用以衡量适中与不适中。但数与度的计量是靠人去掌握,还必须“议德行”。只有深明《易》理道德高尚的人,才能推而行之。于是《彖传》又说:
当位以节, 中正以通。天地节, 而四时成。节以制度,不伤财,不害民。
天地自然规律是有节制的,年、月、日、时的运行从不过越而成其变化。人类社会也应如此,国君如能量财之所入,计民之所用,将税收法度定在适中的水平线上,这样既不损伤国家的财政收入,也不妨害百姓继续生存,整个社会才会安宁。因此说,爱护老百姓,剥削要有节制,赋税保持适中,这才能达到通。
以上四卦,从“厚下”、 “施禄及下”、“损上益下”,最后到“制数度,议德行”, “节以制度,不伤财,不害民”。可以看出,所谓“理财正辞”,就是要把着眼点放在下民的身上,省徭役薄税敛,尽量调解与缓和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,以求得社会的稳定发展。我们说,《周易》虽然强调“天尊地卑,乾坤定矣,卑高以陈,贵贱位矣。”认为封建等级制度是不可改变的。但是,它的高明之处在于能通观全局,从哲学的广阔视野而看到如何去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根本利益。所以,它并不为等级制度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作过多的辩护,而是从更高的层次上为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提出了相应的对策。
刚健不息,强调实行人治
《周易》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出发,通过天道而反馈人道,从而证明阴阳变化规律普遍存在于天地人之“三才”。因此,经纶治国要以阴阳变化规律为准绳,从保持政权的长期稳定出发,提出了“理财正辞”缓和阶级关系的一系列具体对策。规律与政策要靠人去具体掌握和贯彻,这里自然就涉及到了人与客观规律的关系,以及在经纶治国中的作用问题。
《周易》认为,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东西,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,必须尊重。但是,人在规律面前也并不是无能为力的,而是有所作为的。《泰?象传》说:
天地交,泰。后以财成天地之道,辅相天地之宜, 以左右民。
财通裁。天地的阴阳变化规律,相交才相和,相和才通达,这是不能够改变的。但是,君王可以裁制它,辅助它,成就它。所谓裁制、辅助、成就,就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,人可以对它实行某种驾驭、调节和利用。所以《系辞传》又说: “天地设位,圣人成能”。强调天地定位于上下虽然有其规律在运行,但却不能直接告诉人以趋吉避凶。圣人掌握了天地变化规律加以裁制利用而趋吉避凶,则能够成就天地之所不能之事以左右民生。
裁制,利用客观规律,成就天地之所不能以左右民生,实质就是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。也就是说,经纶治国虽然要“顺天”, “效天”,以保持与天道的和谐,但人治还是主要的。要推行人治,人就需要具备一种精神,确立一种人生哲学,在这个问题上, 《周易》提出了刚健有为,自强不息。 《乾?象传》说: 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《人有?彖传》: “其德刚健而文明,应乎天而时行,是以元亨。”《大畜?象传》又说:“刚健笃实,辉光日新其德。”人应该象太阳那样, 日复一日地运转,天天向上而光辉日有所新。有了这种奋进不止的精神,才可有为于天下,尽人事而听天命,最能说明这种精神的是姤卦。
姤,一个阴爻在下与五个阳爻相遇,其趋势是继续向上增长以消阳。所以,姤为阴长阳消的开始,对阳刚所代表的君子之正道非常不利。如何去对待这种客观形势?
九五: 以杞包瓜,含章,有陨自天。
《象》曰: “九五含章”, 中正也。 “有陨自天”,志不舍命。
枸杞为灌木。以枸杞树去包容瓜,瓜藤必攀援而上。枸杞喻五个阳爻,瓜喻在下的一个阴爻。姤初六之一阴,原为夬之上六。夬之上六被五个阳爻决掉之后,反转而成姤的初六,又与五个阳爻不期而相遇。这一反转变化,即由阳长阴消而成阴长阳消,有如瓜藤缠绕枸杞树攀援而上。对于这一形势,九五含弘章显,以中正之道处之,因为这是天道规律发展的必然,故言“有陨自天”。但是,君子之人应该有一种责任感,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主观努力,故言“志不舍命”。就是说,人既要了解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变化,也要发挥主观战斗精神加以引导和驾御,在条件允许与可能的范围内,使其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。《周易》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战斗精神,陶冶了我们民族的思想品格,在历史上曾鼓舞了许多进步的思想家、政治家去励精图治。所以,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,君权就是法,法制的思想不健全,而人治的思想却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。封建王朝几经更迭盛衰,无论是“文景之治”’、“贞观之治”、“乾嘉盛世”,还是三国混战,十六国分争,确曾出现许多伟大的人物或顺天行道或力挽狂澜。
《周易?系辞传》说: “察于天之道,而明于人之故”。经纶治国,知天而更要知入。将天地人称作“三才”,三之为言参,即强调人应该参与天地的变化。刚健有为自强不息,就是《周易》所倡导的人生哲学,理想的境界是“穷理尽性,以至于命”。(《说卦传》)不断地求索,通过知识的积累,以达到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以及自身,从而去掌握变化规律。只有具备了这种思想修养,才可以称之为“穷神知化,德之盛也。”(《系辞传》)终极的目标,还是天人相合,这种相合已经是一种完全自然的和谐了。《乾?文言传》说:
夫大人者,与天地之合其德,与日月合其明, 与四时合其序,与鬼神合 其吉凶。先天而天弗违,后天而奉天时。天且弗违,而况于人乎,况于鬼神乎。
鬼神二字,鬼之为言归,神之为言伸,即用来形容阴阳屈伸往来之变化。这段话是说,道德修养伟大的人,已与乾的“元亨利贞”四德融为一体。所以他能与日月合其光明而照临四方,与四时合其次序一言一动无任何过差,与阴阳屈伸往来主使万物有生有灭的规律相合,赐吉降凶无一私念之掺杂。这样的伟大人物完全与天道规律相默契,其先于天道规律而动则不相违,后于天道规律而动则遵而奉之不相背。既然与天道规律都不相违背,何况于人事以及阴阳往来变化之类的具体问题呢。大人者,有德有位。《文言传》的这段话,实际上是讲给当权者的。它指明,只有具备了这种思想道德而居于尊位的人,才能经纶治国,达到“首出庶物,万国咸宁”。 (《乾?彖传》)“苟非其人,道不虚行。”(《系辞传》)
以上可以看到, 《周易》这部书不仅提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,而且也系统地研究了人的行为准则。它展现了一个理论与行动相关连的思维模式,为经纶治国提出了一整套的方法和策略。就这一点来说,确实可以将其称之为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关于管理与决策的专门著作。正因如此,所以它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,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。一些有建树的帝王将军,都从中汲取了思想营养。清代的康熙,是中国历史上颇具雄才大略的帝王,一生的文功武治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版图。他在为《口讲易经解义》御制的《序》中,就曾这样说道:
惟帝王道法,裁在“六经”,而极天人, 穷性命,开务前民,通便尽利, 则其理莫详于《易》。《易》之为书,合四圣人之象,设卦系辞焉, 而广大悉备。 自昔包牺、神农黄帝、尧舜,王天下之道,咸取诸此。盖《诗》、 《书》“六艺”之文, 《礼》、 《乐》之具,《春秋》之道,无不于《易》详焉。
若乃体诸躬行,措诸事业,有观民设教之方,有通德类情之用。恐惧修省以治身,思患予防以维世。引而伸之,触类而长之,而治理备矣。
惟体乾之四德,以容保兆民。期庶司百职事矢野,涣群之公成“拔茅允升”之美,则“大和”溢于宇宙,庶称朕以经学为治事之意也。
他以经学为王道之法,看到“其理莫详于《易》”。《易》书“极天人,穷性命”,“有观民设教之方,有通德类情之用”。能“恐惧修省以治身,思患予防以维世”,“而治理备矣”。他要体现乾卦“元亨利贞”之四德来治天下,期望百官职事能容民保民,上下相交而成泰。经纶治国的理想目标是“大和”溢于宇宙,即阴阳中和,天人和谐,由此可见,清初的所谓盛世与《周易》的经纶思想是有极其密切关系的。
《周易》的治国之道,应该说并不是康熙才发现的,司马迁早就注意到了。他在《史记》中说: “《易》本隐,以之显, 《春秋》推,见至隐。”《周易》阐发抽象的阴阳变化规律,是隐晦的,奉而行之则切中于社会历史实际。 《春秋》评断社会历史的盛衰,是具体的,推极其理可验证于抽象的阴阳变化规律。所以,《周易》与《春秋》,互为体用与表里,在中国堪称是经世之学,是封建士大夫晋身于朝政必修的高深教科书。由此亦可理解,它为什么能冠“六经”之首,历数千年而不衰。
我们中华民族曾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,而《周易》可以说是东方文化宝库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。它不仅给人以知识,而且能给人以智慧。研究任何一门学问,一部书,如果与现实相脱离,它也就失去了生命力。《周易》阴阳变化的理论思维为封建制度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一定的依据。可以这样说,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,它确实起了某种维护和调节作用。在二十世纪的今天,《周易》又成为国际学术界注重研究的一个热点,而且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已经把它的思想用之于经济管理,以协调劳资之间的关系。当前,我国正在进行“四化”建设,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大局,祥和的政治气氛,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来深入研究《周易》的经纶治国论,或许能从中受到某些新的启迪。
(原载《周易研究》1992年第1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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